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及其影响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也是以长期债务形式体现的赔款。本文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利率水平、支付流程及经济影响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庚子赔款本金4.5亿两,是清政府 1903 年财政收入的 4.33倍,但通过债务化偿付,每年支付赔款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2)按购买力折算,庚子赔款本金约占1900年中国GDP的2.1%;(3)与当时主要国家长期债务利率相比,庚子赔款4%的利率属于中等水平;(4)将庚子赔款与德国“一战”赔款进行比较,发现赔款本金和占经济总量比重,中国低于德国,但中国每年支付赔款的财政压力高于德国;(5)庚子赔款偿付对近代中国的财税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外籍海关税务司借机成为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第二财政”,外商银行藉此强化其“隐性中央银行” 地位,赔款还催生了货币流通的“新周期” 和“新危机”。总体上,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不仅受政治外交形势主导,也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跨国经营存在密切联系。赔款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偿付总量,也取决于经济治理能力和财税金融制度。国家财税金融制度落后,则受到冲击较大。     

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源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国家某种意义上是公司最大的“小股东”。本文将“国家股东”纳入控股股东与小股东间博弈行为的分析框架,检验企业所得税征收对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掏空”与“支持”的选择上,企业所得税会产生两方面效应:税率提高会增强控股股东“掏空”的倾向;而税收征管则能够抑制其“掏空”的倾向。区分“掏空”与“支持”两类情形,当控股股东试图“掏空”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低,“掏空”程度越高;当控股股东试图“支持”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支持”程度越高。本文不仅提供了“掏空”与“支持”影响因素方面新的经验证据,且丰富了税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     

信贷管制、隐性契约与贷款利率变相市场化——现象与解释

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重点研究金融抑制对银企信贷契约的异化。研究发现,在金融抑制背景下银企之间存在以留存贷款为表现的隐性契约,用以帮助银行在满足管制要求的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隐性契约的发生与否会随着货币政策、企业特征等因素的改变而有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利率变相市场化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这一隐性契约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向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研究:2008-2017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也不断提高。基于2008年1月-2017年6月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总体而言,基准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主要因素。分时间段看,贷款利率浮动限制放开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提升;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略有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后,本文发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金来源和市场利率波动均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预期寿命、生育率变动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调整

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相关制度指标来模拟分析在未来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变动下，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如何基于参数调整来维持收支平衡。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增长过快，统筹账户收支平衡受预期寿命变化影响较大；（2）在现阶段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条件下，统筹账户能实现自身收支平衡，而且可在短期内通过阶段性降低缴费率来促进制度长远发展；（3）在长期内需通过提高缴费率或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保证统筹账户收支平衡，预期寿命为87.828岁且总和生育率为1.79作为参数调整临界点；（4）以现有制度设计为基准，参数调整临界点之前保证35%的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降，临界点之后保证20%的缴费率不升可以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吗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问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4~2007年386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与其可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投资动机、投资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中国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估算及成因分析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准确估算健康资本折旧率对把握我国人口健康资本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的健康资本需求框架内,正式引入年龄、环境与健康投资的异质性,扩展构建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模型。基于永续盘存法基本原理,结合精算模型与生命表数据,对不同年龄、性别和风险假设下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进行估算与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中青年阶段折旧率缓慢提高、老年阶段加速上升;男性健康资本折旧率始终高于女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龄对健康资本折旧率的影响下降,健康投资的影响则持续增强。提高健康投资回报率,是降低折旧率进而提高我国人均健康资本存量的关键。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A novel profit cutting mechanism for Chinese Banks: Theory and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As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faces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 surprising and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has emerged: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in China exceeded that of enterprises and non-financial industrie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ave hence taken measures to incentivize banks to transfer part of their profits to enterprises, with the aim to stabilize enterprises and employ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profit cutting mechanism focusing on loan structure adjustment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approach centering on lowering loan interest rate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at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credit loans can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out weakening bank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term, leading to a Pareto improvement within enterprise-banking secto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anks in China should gradually adjust their loan structures by providing greater credit loan access to enterprises, either voluntarily or directed by policy.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